摘要：本研究使用了斯科特（Scott）的制度概念，从制度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三个维度分析了学科与跨学科制度对学者的学科观、跨学科观及学科身份的影响。研究质疑了学者有一个固定的学科身份的观点，表明当代对学科和跨学科身份的理解需要更多的流动隐喻模式。制度化的跨学科需要有适当的规则来处理研究方法和实践，建立跨学科相关的认知基础，还需要植根学术文化的价值基础。
关键词：制度；学科；学科身份；跨学科
作者简介：
王占军，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
一、问题提出
长期以来，学术界用学科区分学术组织的形式、知识生产和传播，以及学术文化传统和实践的差异。正如比彻（Becher）和特罗尔（Trowler）等人所指出的，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它们往往与所研究的问题和理论的性质相一致，并具有特定的认识论假设，这些假设体现在特定的组织结构中。显然，随着新理论和新问题、知识探究新形式的涌现，以及高等教育的本质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这些模式的思考和行事方式一直在变化。有学者使用“部落”作为隐喻，认为每个学科有自己的思想传统和知识类型，学科为其成员提供共享的理论、方法、技术和问题。在人类学意义上，部落的概念意味其成员有共同的认同感。而皮恩奇（Pinch）认为对学科文化进行概括是有问题的。他认为，学科标签的使用是一种修辞手法，学科身份是在学术实践中形成的。实际上，比彻和特罗尔也提出，区分知识领域的类别，如比格兰（Biglan）关于学科领域硬/软或纯/应用的区分，不能公正地对待当前认知方式的变化，当对知识领域进行深入研究时，传统的学科分类理论越发存在局限性。而在实践层面，解决诸如全球变暖、自然资源管理和减贫等问题需要许多学科的贡献，因此，跨学科性越来越得到科学家、决策者和资助机构的支持。跨学科性等同于在学科之间建立“桥梁”，学术活动越来越趋向“边界工作”，这使得跨学科性显得不言而喻和合乎逻辑。韦伯指出，许多“现实世界的问题”很少符合已经确立的学科所处理的有限主题。或者如穆萨基奥（Musacchio）等人所主张的:“社会的真正问题并不来自学科形成的障碍”。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普瑞格宁（Pregernig）认为，应该扩大处理复杂问题的知识库，使其与当前问题的各个方面相匹配。尽管跨学科对解决复杂问题有很多好处，但经验表明，跨学科努力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无论是结构性的、认知层面的，还是规范性的障碍。
如果把学科看作是某种制度，那么跨学科则是打破或者超越制度的限制。社会科学对制度有不同的理解，每个社会科学学科都有自己的观点，甚至在同一学科的社会科学家之间也有不同的观点，通常是因为他们在认识论的观点和信念上有不同。因此，制度这个概念是无定形的，它包含许多元素。例如，旧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凡勃仑（Torstein Veblen）曾说过，制度是“人类共有的固定思维习惯”。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认为，制度“只不过是一种态度的组织，我们把这种态度带在身边，这种有组织的态度控制并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认为，制度是规范个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规范体系，它规定了“个体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而诺斯（Douglas North）则认为，制度不过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人类设计的约束塑造了人类的互动”。马奇（James March）和奥尔森（Johan p. Olsen）在将制度定义为“根据角色和情况之间的关系定义适当行为的相关规则和议程的集合”时，强调了规范方面的内容。对制度的定义也因学科而异。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强调规范和象征方面，而制度经济学家和理性选择理论启发了政治科学家倾向于关注规则。对制度经济学家来说，制度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创造稳定、可预测性、忠诚和信任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交易更加简单和安全。如果加入跨学科概念，那就要考虑制度的概念是否应该涵盖所有这些定义。按照理查德·斯科特的观点，“制度由认知、规范、调节结构和活动组成，这些结构和活动为社会行为提供稳定性和意义”。此外，他认为“制度赋予权利、责任、特权、义务和许可”，“制度由不同的载体——文化、结构和惯例……它们在多层次的管辖下运作”。斯科特指出，制度建立在三个支柱上:一个是管制的，一个是认知的，一个是规范的，每一个制度分析都应该关注这些支柱的实质和功能。本文使用了斯科特的制度概念，把学科看作是制度和调节系统，作为控制和发展各自知识基础的认知系统，作为在如何研究问题方面具有特定规范和价值的文化系统。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分析这对跨学科性意味着什么，对学术人员的学科身份意味着什么。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佛罗里达大学部分教师为研究对象。佛罗里达大学是坐落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市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于2013年入选佛罗里达州卓越学科计划。该计划对跨学科非常重视，在神经系统科学、大数据、食品安全等多领域实施了卓越教师聘任计划。
本研究选取软/硬结合和纯/应用结合的学科领域，从副教授中选择了8名受访者，从正教授中选择了6名受访者，受访对象总计14人，涉及的学科领域分别是:硬—应用领域（生物药学、应用生理与运动机能学）、硬—纯领域（物理学）、软—应用领域（旅游、休闲与运动健康），以及软—纯领域（政治学、历史学）。笔者请受访者重点介绍了他们的跨学科工作经历，他们的跨学科活动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正式参与包括以个人或合作方式参与跨学科教学或研究项目，非正式参与包括参加跨学科的讨论会、专题讨论会、讲习班或会议，或参加本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此类活动。所有受访者都参与了正式或非正式的跨学科活动。
访谈为半结构方式，访谈时间约1小时，访谈录音经转录后编码作为本研究的主要分析素材。研究问题涉及学科身份认知、跨学科合作的经历及跨学科活动遇到的挑战。本研究使用分析归纳法来分析访谈数据，识别数据中的类别和子类别，然后将它们聚集成更大的模式和主题。在编码过程中，笔者不断地比较受访者的陈述，以了解不同的理解和条件是如何影响受访者的工作和经历的。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依靠跨学科研究和教学的自我陈述，没有检查受访者的论文、书籍或教学大纲以寻找跨学科性的证据。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学科制度中的规制与规范性要素对学者跨学科活动的制约与驱动
制度中的规制性因素强调其制约和规制行为的维度，规制过程通过确立相关规则与奖惩措施来影响行动取向；制度中的规范性因素则强调制度的评价性和义务性维度，制度作为一种规范性的规则通过个体内化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行动者在社会行动过程中一般都要受到规范性制度和规制性制度的约束，同时又会被制度所“赋能”。规制性制度中的奖惩措施和规范性制度中对角色形成的规范性期待等，既对行动者起到约束作用又驱使其采取相应行动。
学科是大学的核心细胞，为大学的学系组织设置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对教师的聘任产生重大影响，学科与招聘、晋升和任期政策、教学任务与招生密切相关。尽管高等教育的跨学科活动有所增加，但学科仍然是大多数教师理解和解释信息、经验的主要参照框架。学科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包括一系列惯例、程序、协议、职责、策略、组织形式及技术，学术活动正是围绕它们构建形成的。规则还包括各种信念、榜样、符号、文化及知识等，对学科成员的职责与惯例起到支持、阐释的作用。它们属于某个组织，或者归属于被赋予某种角色的行动者，比如某个在法庭上做出裁决的法官或做出学术评议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当我们谈到一门“学科”时，我们不仅指一门特定的学科，而且指“一套规则系统”的存在——通过训练加以复制。学科指的是“对学者和下属的培训……通过同时指示和行使这些权利来做出适当的行为和行动”。学科的概念不是随意使用的，它意味着经过对他人实施训练而获得的秩序。学科从制度上嵌入大学、研究中心、协会、资助机构、期刊、预算、招聘程序、文凭、证书、定义优秀的标准和认可的实体中。詹克斯（Jencks）和瑞斯曼（Riesmann）将学科简化为它们的规则方面:“学科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管理范畴”。周光礼根据概念词频分析，发现学科概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学科是一种知识体系，不同的学科就是不同的知识体系。学科的发展不仅包括知识的发现，而且包括知识的整合和系统化。第二，学科是一种学术制度，它以分门别类的制度安排来追求知识。学科的建构实质上就是学科从知识体系转化为学术制度的过程。斯梅泽（Smelser）认为，学科的核心是它们行政上定义的预算和职业道路，这是为实践者如何培训和以后如何就业奠定基础的东西。这种对学科的观点认为，制度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们的存在是与环境相隔离的，它们的形成是通过学科内部的过程实现的。而斯科特则认为，社会系统是“开放的”，可以选择将学科视为与环境（包括其他学科）有关并与之相互作用的制度。
在问及如何定义所属的学科时，有受访者从学科的管理范畴界定自己所属的学科组织。一位人类学博士学位获得者谈到：我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项目，我现在从事的是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研究，我现在工作的学系是旅游、休闲与运动管理系，这明显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系，比较适合我的方向。受访者是从学科所嵌套的学科组织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学科归属，下面的长段摘录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其中一位历史学研究人员以类似的方式更详细地阐述了学科身份的嵌套概念:我有什么选择?我的意思是我有很多选择。正如我在开始时所说的，我想你可以说我从事古希腊历史的研究，这是一个合适的描述。如果口径稍微宽一点，你可以谈谈中世纪的研究……欧洲的语言史和历史会更宽一点，我一般会参与历史学会的学术会议。嵌套的概念解释他们的学科所关注的主题或方法，并且属于某种学科机构、学科团体。一位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的受访者则从合作传统对所在学科进行了界定：天体物理学的最大特点是没有谁可以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在长期形成的合作关系中，我们熟知哪个学者擅长处理哪种特定类型问题，因为大家非常熟悉。我和其他领域学者共享专业知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有通畅的交流渠道，这点我们系做得非常好，比如当我考虑某些相关问题时，我可以找同事去请教，有时候我通过参加会议找到志同道合的人。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我自己去研究，我可能需要十年，但如果合作，我可能只需要三年就可以了。在这个领域，如果你不合作，你根本没有竞争力可言。
在建立成员规则、教学内容、职业发展和声誉如何被赋予等方面，学科建立并保持自己的社会结构。学科定义了问题、理论、概念和方法，学科的逻辑决定了同行评议制度承担高校学术评价职责的不可替代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过程，同行评议被认为是“专家和门外汉之间的界线”。同行评议是学术界做出的许多决策的基础，包括聘用、晋升、终身职位以及对总体质量的判断。因此，同行评议是学科的认可体系，而跨学科性受到缺乏相应的既定评价和奖励制度的挑战。一位运动健康科学的受访者表达了对跨学科成果进行同行评议的担忧：“有时候，评审人并不能从跨学科的角度去进行论文评审，有时候我不得不面对外行评审的尴尬。”学科的制度功能还包括协调沟通、组织会议和管理期刊。在校外，各学科学会、资助机构和科研政策组织积极为本学科的利益服务。温佳特（Weingart）注意到，不管它们表面上的稳定性如何，学科都会受到内部和外部压力的影响而改变。因此，专业化不仅是内部动力的结果，也是外部机会、应用环境的变化、经济发展、学科之间的竞争、对专业知识的需求的结果。
除了这些“社会结构”的规制性制度功能之外，阿伯特（Abbott）还提出了学科所发挥的“文化规范”功能，如防止知识变得过于压倒性或过于抽象，以及为知识分子提供一种身份认同。特纳（Turner）认为，除了为知识分子提供身份认同外，“学科还建立了从本科专业到教授职位的清晰职业轨迹，从而产生了一种自我延续的世代循环，允许学科的历史续存，等等”。例如，在从事跨学科职业或设立跨学科博士培训中心方面打破这一循环，对身份、职业发展和提供适当合格的学术人员构成了特别的挑战和风险。除了为学科成员提供家园、知识基础和方法论，学科还提供了一套关于成员如何实践他们专业技能的规范和价值观。例如，许多学科都有关于研究和教学的正式的国家标准或行为准则，学科的成员必须遵守，成员从研究生开始经过学术职业社会化，逐渐内化这些道德标准。在学科社会化过程中，不单是知识习得，还包括内化关于如何最好地汇集知识，什么是值得研究的，以及获得的知识应如何传播给社会的原则和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科不仅宣布什么是有用的和富有成效的，还宣布什么是“正确的”方法，什么是伦理上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值得尊敬的。学科为成员提供了访问知识库的途径，但也提供了嵌入在“认知共同体”中的个人和专业身份——通过学院关系和网络，通过非正式或正式的学科协会，通过有助于加强共同身份的学科协会，构建了一个集体的“我们”，确认身份和划定归属。协会通常也有自己的期刊，作为知识交流的平台，此外还提供一个共同的身份。“我没有资格证书证明我是一个合格的物理学家。我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谁。我是我的学科的代表，我希望得到这样的认可。这些是我对自己的期望。因此，跨越学科界限将挑战别人对我的期望，也会挑战我自己的期望。它提出了关于我的身份、我自己的价值观的问题，我冒着打破我的学科的风险。我也冒着遭到同事谴责的风险”。（物理学）
作为规范层面的制度，学科在学术生活中产生等级制度，要求新进入者必须在这些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使雇用、晋升、同行评议、教学和管理等组织属性按照学科界线被组织起来并加以保护，但如果学科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核心，则很容易产生学科地位问题。这一点在一些受访者的回答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他们在回答中提到了对有关特定学科位置的讨论。运动健康科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学科，我们最成功的研究人员……善于把不同学科的人放在一起，我想说的是，如果不是100%的话，我们90%的研究资助都是跨学系的，特别是来自学校卓越学科计划的跨学科项目资助。
受访者对学科制度的已有概念是认识自身的跨学科实践的基础。我选择它作为一门学科的一个原因是，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它比原来更有利于跨学科发展。在我看来，当你思考政治和政治进程时，一切都在发挥作用。但我上了研究生院，结果发现他们比我想象的要墨守成规得多……我真的很惊讶没有更多的合作……我们不被鼓励去上其他学科的课。这个系是非常跨学科的;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例外……我（当时）有点像进入了历史系——他们（政治科学家）喜欢那些着眼于预测未来的当代事物——所以他们很惊讶，他们称我为人类学家，因为我当时正在做一项长期的田野调查。（政治学）
（二）学科的制度性利益建构出制度性冲突与学者的跨学科行动逻辑
所谓制度性利益是由于制度相关主体在利益分配时的权利规定，也体现在制度赋予行动者在制度实践中所拥有的不同权力、资格及地位等方面。由于行动者的制度认知差异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制度意义框架，进而导致其各自不同的行动逻辑。
从事跨学科工作的学者经常受到来自学科相关制度的影响。传统的聘用、终身职位、晋升、办公空间分配和其他奖励制度可能对跨学科研究构成实质性的障碍。在大多数学术机构，聘用、终身职位和晋升都是由院系控制的，而教师通常只会因其在院系实际开展的教学和研究而获得业绩，在系外的跨学科团队或班级授课的教师可能只得到很少的业绩。来自生物医药实验室的一位受访者认为，非终身教职员工在其专业领域内工作的压力以及难以评估其他学科同事的工作是部门间合作的主要障碍。让受访者对他们所在机构的跨学科合作的障碍进行排名，清单包括预算控制、间接成本回收、在学科和跨学科期刊上发表文章、与学院或学系战略计划的兼容性、晋升和终身职位标准、空间分配、奖励协议、对教师自主权的限制等，最常被“个人”排在前列的障碍是晋升标准、预算控制、间接经费，以及与学科发展战略的兼容性。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行动（包括科研行动）不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离散的行为，而是必须被解释为“行为的连续流动”。他认为社会结构兼具客观制约性和主观创造性两种品格，主张用结构二重性的概念来取代主客体二元论。吉登斯的这一界定既强调了个人实践意识对制度的影响，又强调了制度是社会行动者实践活动在时空中的绵延。制度对行动者也会产生约制作用，同时还体现了其关于制度与行动二者关系的结构化理论：社会生活是一个通过社会实践而不断实现结构化的过程，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同时存在，二者不可分离地在结构化中交织在一起，结构化成为制度制约行动和行动创造制度的运动方式。吉登斯的结构化概念是指“有见识的能动者”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持续的和必要的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这一概念的界定强调了日常生活中习惯在维持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跨学科是有见识的能动者不断互动，在进行学科制度结构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制度创造。一位生物医药实验室的受访者认为：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但与学科研究人员相反，他也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并为之感到兴奋。那么研究人员必须事先拥有这些观点。如果没有，就没有认可，没有熟悉，参与跨学科不应该是个人行为，而应该是集体的事情，个人可以提高学习其他学科的意愿。如果在个人层面，能顺序使用不同视角进行研究，那他将具有可观的跨学科资源。
从事各种形式跨学科研究的受访者必须进行谈判，尽管谈判的程度不同，涉及的学科假设和方法也不同。那些从事概念性跨学科工作的人，通常通过批判学科视角和跨学科方法的哲学论证来解决学科冲突。从事综合和跨学科项目的人把学科冲突视为需要解决和克服的务实问题。除了人文社科领域受访者讨论跨学科的学科制度障碍外，运动健康科学的受访者也认为对学科的假设会妨碍与其他领域的同事合作。这些人通常将跨学科项目的成功或失败归因于个性因素，如对合作的偏好或对调查的控制。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学系对跨学科开放，他们觉得同事们能够容忍并欣赏不同的跨学科观点和创新。一位政治学受访者则表示:这个系有很好的跨学科工作，它一直都被评为最优秀的学系之一（政治学）。当你说，哦，那是一份有趣的工作。但是，最近学系一直在关注终身职位的标准，以及如何评判员工的工作。我知道他们评判员工工作的一种方式——我不同意这种方式——是看它是否发表在特定的期刊上。所以，我在想，我不会在那些杂志上发表文章。也许我应该……我必须努力工作来抵制文章被接受的欲望……在另一个学系，他们根本不担心这个。这是从来没有被讨论过的事情……他们坐下来阅读作品，谈论它的质量，这是美妙的。
有受访者认为，跨学科并不仅仅是综合几个学科的视角，而是发展新视角。跨学科利用传统学科，但也试图超越它们。但当出现新的学科信念时，障碍也会随之出现。正如埃兹奥尼（Amitai Etzioni）所说，学科作为“假设的社区”，其成员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本体论信仰最初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假设而已。当跨学科成为“客观现实”，并不等于完全的制度化，而社会知识一旦制度化，就作为事实和客观现实的一部分而存在，并可在此基础上直接传播。例如，出于分析的目的，把人类看作是理性的利润最大化者是很合理的，但我们不必相信这是人类的天性。把家庭看作一个经济单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说这就是家庭的真正情况，那就错了。学科缺乏灵活性会对跨学科形成抑制作用，经过学术社区的不断范式化，传统学科的分析视角、观察方式，最后演变为有关学科知识的本体论问题，成为关于事物在现实中是怎样的论述。跨学科的活动和制度再生产不得不以此为基础，而变得如此困难。一位物理学的受访者认为：跨学科往往被认为是肤浅的，是对其他学科的侵犯。这个领域有的人会认为跨学科流于表面，有时候你不得不在深度和广度上做出取舍。旅游、休闲与运动管理系的一位受访者则认为：即使一个人可能受到时间的限制，也有可能在多个学科上都有能力。显然，一个人不可能拥有跨越多个学科的无限知识，但他确实可以胜任多个学科。根据我自身的经验，需要专家小组来互相填补知识。这样看，跨学科不是单纯的教学与科研问题，而是这些应该怎么组织的问题。学校目前的卓越学科计划，就是在一个有组织的伞下，建立跨学科的交流和学习的机制，但显然还不够。
（三）跨学科互动中学者的实践理性生成脚本化行动
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存在着“实践理性”，制度和规范为他们的行动提供认知导向。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建构出意义，他们通过生成主体间性、运用默会性知识、构建认知类型等来共同赋予和生成意义。认知图式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结构，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意义建构的动态过程。指导行为的认知图式是意义建构的结果。马尔库斯（Markus）将图示定义为个体用来编码和表示信息的概念、实体和事件的动态认知知识。这些图式作为现实的心理地图，指导个体对过去和现在的行为与事件的解释，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此外，图示还指导信息的搜索、获取和处理。图示通过提供关于情景和其他方面的现成知识，帮助减少组织中要处理的信息量。例如，事件图示是一种认知结构，它指定了特定情况或过程中发生的典型序列，尽管它可能指定也可能不指定事件内容。组织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图示变得与其他成员相似，因为组织中的所有成员都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含义，以实现社会秩序。这些相似的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组织模式，并通过共享经验、空间和时间，交流、交互和共同解决问题而得以发展。因此，组织图示指的是将组织视为其个体成员抽象的实体的共享知识。这些组织模式是个人对其组织文化最接近的知识。图式是通过与组织其他成员的经历和面对面的交流而形成的，这就赋予了它社会特征意义。
跨学科活动借助不同学科的行动者在互动中构建的意义感，生成脚本化图示引导着行动者之间的合作行为。他们的跨学科研究是由这样一种信念驱动的，即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如经济学、生物学和物理学中研究的系统）具有共同的基本结构或关系。在这项研究中，两个人描述了跨学科的研究项目，他们将理论或方法跨多个学科应用到他们认为可能有用的地方。笔者访谈的一位政治学副教授，在一个成熟的政治学专业和涉及数学模型的跨学科研究项目中从事研究工作。“我大学读的是数学专业，我想寻找一门可以应用数学的科学。我的一些跨学科兴趣其实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大学里，我在一个进化生物学的跨学科小组工作……而且，在大学里我对博弈论很感兴趣，你知道，博弈论的工具在很多地方都被使用，所以跨学科研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后来申请了政治学的博士项目。”他举了一个跨学科合作理论的例子，并最终将其应用到进化生物学中。“我发现政治学关注的博弈论在进化生物学研究中也有讨论，这样这个（博弈论）就是我们的共享语言，我们还合作写了一篇相关的文章。”
另一位受访者谈到：这项工作根本没有学科基础，（但它）吸引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数学家的兴趣。在我看来，我是在解决一个基本问题。这并不是说我从社会心理学中得到了一个想法，然后把它用在生物学上。它给我的印象是比那更连贯……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这是非学科的。跨学科的知识加强了学科之间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它削弱了学科之间的分工，暴露了差距，刺激了交叉融合，为知识探究创造了新的焦点领域。
当一位系主任谈到跨学科的新要求时，这一点得到了很好的说明:……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情况，这种跨学科性在这里得到了实践，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我们大学的基础。他同时谈到：沟通在跨学科团队中发挥重要作用。当来自两个不同学科的代表相遇时，他们很难让人理解自己，这并不奇怪。在一个学科中产生的想法在其来源的论述中可能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即使不同学科的代表讨论一个单一的、明确的主题，他们的词汇可能是非常不同和相互困惑的。可以理解的是，各学科之间的合作由于缺乏一套集体和可理解的参考术语而受到阻碍。实际上，在跨学科项目运作中最重要的过程之一是通用词汇的演变。在明喻、类比和暗喻的推动下，这种共享的语言集实际上是每个群体使用的单个词汇的集成版本。社会科学家和建模者都从对方的词汇中采用了单词、术语和短语，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某些术语和短语的含义在它们从特定学科转向通用词汇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而创建了一个小的术语集合，这些术语的解释对于跨学科活动本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发展相互理解的词汇的过程减慢了跨学科合作的速度，但它使跨学科对话的负担逐渐减轻，最终不再是一个重大的障碍。还应指出的是，共同词汇的出现及其作为合作催化剂的使用可被视为对该项目目标的积极贡献。在非正式的交流过程中，合作者通过口头定义、提供例子和非口头表述来澄清对术语的误解，或使用图表、图像技术，并请求其他小组成员的帮助。来自旅游、休闲与运动管理系的受访者谈到了她参与的城市交通规划的跨学科合作项目经历。她发现，在政策研究中，使用故事线有助于跨学科合作者之间的相互理解，故事线促进话语联盟的形成，为后续同事之间的跨学科合作提供了脚本。
（四）“文化—认知”框架下的意义建构功能塑造学者的惯习化行动
制度的文化—认知要素，强调了共同知识和信念系统，构成了关于社会实在的性质的共同理解，以及建构意义的认知框架。行动者的阶层关系、政策实践记忆和群体经验记忆等形成了他们的认知框架，并为组织模型和脚本提供制度框架。学科在认知层面关注的内容包括:界定分析的单位；确定最重要的因果关系；用概念、理论和模型来描述对学科特别感兴趣的现象、事件和过程，从而确立一门语言和特定的研究主题。学科认知结构的优势在于能够提供一个相对狭窄和专门的框架来处理问题，正是这一点使跨学科的探索合法化，通过拓宽视角，跨学科性允许对问题有不同看法，这也可能增加问题解决的行动空间。学者按照学科来开展学术工作，这与科学的严谨性和系统的常识性是一致的。正如斯梅泽所说:“所有（社会科学）领域都在科学探究的框架下被合法化和制度化了……（而且）这给它们灌输了一种思想，即对其进行精细的学科研究”。然而，他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学科的差异取决于它们所受的训练程度。学科可以从结构松散的“无政府状态”到紧密耦合的、层次分明的分段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学科的共同目标、观点和特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稳定性。因此，有些学科处于进化阶段，给人感觉不够成熟，缺乏霸权的学科范式，而有些学科由相互竞争的理论观点构成。例如，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在谈到社会学时说，它的问题在于太多的“游离”和太少的“达成”。他的意思是，研究领域的潮流变化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已经确立的理论和观点在被抛弃或被其他理论和观点取代之前，还没有被充分利用，这降低了社会学的理性能力，使社会学的理论在跨领域传播方面具有模糊性。此外，不同的学科也有不同的职业系统。正如斯科特所说:“职业通过控制信仰系统来统治。他们通过定义现实——通过设计本体论框架，提出区别，创造类型化，为行动制定原则或指导方针——来加以控制。”学科的文化—认知要素被学科成员内在化，然后被客体化，由此，学科就被建构成了现实。著名的托马斯定理将会被实现:“如果人们把情境当作是真实的，那么其结果将成为真实的”。现实以学科自身的形象被创造出来，虚拟成为现实的蓝图，由此形成了一种学科霸权，一些学科对现实的感知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接受，从而强化了这些学科的自信，并在与其他学科互动中产生主要影响。从访谈情况看，软—应用和硬—纯学科领域的受访者对学科范式的成熟度认知有较明显的差异，一位物理学副教授谈到了物理学的“给予”特点：高能量物理学家从物理学到统计力学，从动态系统到时间序列分析，在经济学、生物学和金融学领域应用其工具和理论。他描述了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该项目使用基于非线性动力系统研究产生的思想和技术来分析和理解简单物理系统的数据。“这些技术，经过修改，”他解释说，“可以应用，似乎是有用的，适用于各种各样的系统，如经济系统和一些生物系统”。一位旅游、休闲与运动管理系的受访者则表达了自己学科“被给予”的特点：我的跨学科工作比较多地吸收别的学科的知识，尤其是受城市经济、地理学和资源科学的影响比较多，当然这符合我们这个系偏重应用的定位。
有受访者以融合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学科身份。他们认为所在的学科存在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现象的交集，如两条河流的汇合。当再次问及他们认为自己属于哪个学科时，有受访者回答:现在我想说的是应用科学。运动健康是一门应用科学，我所从事的工作是流动的，我的意思是我已经从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生理学）转向了另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运动健康）……我以后可能还得再换一次。虽然我自称是生理学家，受过这个学科的训练，但我认为贯穿我所做的一切的主线很可能是应用科学。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是应用科学。跨学科学者们将自己呈现在一个全新的学科中，这个学科介于其他更成熟的领域之间，或者是自由流动的，在不同的学科或子学科之间，没有特定部落的学科。一些学者把这种阈限状态称为跨学科现象。一位学者表示：我不认为有一个真正的单一学科的政治科学，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做的工作也算是历史科学。另一位生物医药实验室的受访者表示：混合，多学科，因为我真的混合了三个学科，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让药学/生物技术发展起来。从过程的角度来看，这是我的专业头衔:生物医药。我参与了本科生物工程课程的发展，因为我更喜欢做实际的事情。然后你可以把生物学和药学结合到生物制药技术中。所以这是一种混合，很有趣。
四、结论
学科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这意味着应对学科的不同维度进行分析。第一是关注定义特定学科及其成员的规则和标准。第二是关注作为知识载体的学科，以及定义它们的范式、方法、假设和传统。第三是关注学科成员所共有的基本规范、价值观和世界观。任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挑战，受到已建立学科的规制性、认知性和规范性方面的挑战。理解学科的规制、认知与组织特征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跨学科努力面对的各种挑战。在规制性和规范性层面，教师在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早期就开始习惯了相关的学科标准，这些文化准则已经嵌入了所有形式的学术行为，各种聘任、终身教职的确定与晋升都是基于学术标准。而在认知与文化层面，不同的学科教师就知识而言能享有不同程度的共识，这种共识提升了将学科文化里的学者们结合起来的认识论基础。本研究也发现，并不存在可以将学科的学术行为和跨学科工作分置于两端的认识论的连续统一体。因此，有必要把学科界定为大学组织内专为产生知识并在群体间转移的一种社会建构的空间概念。
从事跨学科研究的研究人员数量越多，跨学科研究领域在制度上就越安全，也就越容易挑战学科惯例，建立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佛罗里达大学于2013年入选佛罗里达州卓越学科计划，该计划力图资助入选研究型大学开展跨学科研究，使之成为美国排名前十的公立研究型大学。该校在全校层面资助建立了脑科学研究院等机构和各种跨学科的研究项目，但是跨学科性必须包含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对正统的简单背离。此外，制度化的跨学科需要坚实的支柱，必须有适当的规则来处理什么是允许的研究方法和实践。跨学科性还必须建立一个与此类研究相关的认知基础。除非能够证明跨学科性在实践中是有效的，否则它的论据就不具有说服力。最后，跨学科需要一个植根学术文化的价值基础，使其对研究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是合法的、有意义的和鼓舞人心的。改变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则需要反身性、论证和协商。那么，我们不应该期望学科实践者会就跨学科研究和教学的标准达成一致。学科内的研究人员并不总是同意他们自己的学科规则和标准。因此，发展跨学科性需要一种慷慨和善意的精神。当然，文化的改变是不容易计划的，它是逐渐地、自发地发生的。一个人可以为跨学科文化的出现做准备，但它通常是作为其他活动的副产品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一旦规范和认知制度就位，规范性制度就会自己站稳脚跟。正如一位受访者谈到的：要成为一名“运动健康科学家”，你必须知道如何巧妙地使用学科标识符来建立自己的自主性，同时也要留有足够的解释灵活性，以便让自己或让他人参与形成互惠的合作。跨学科专业知识的形成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层面的知识交换过程。相反，基于现有的学科知识，在调动大学、工业和政府的资源方面的新技术和管理技能都必须更加系统地构建，以实现知识生产转化中的跨学科合作。
尽管在当代学术界，作为社会范畴的身份和经历社会范畴实体的主体性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但在跨学科身份的研究中，它被简化为个人所属的既定领域或学科。此外，将个人对跨学科的动机和态度视为稳定的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忽略了一点，即他们可能意识到了与跨学科相关的不同含义:它比学科工作更有价值还是更没有价值？它与学科工作是兼容还是不兼容？投入的努力有回报吗？跨学科研究人员被视为专家吗？因此，越来越多的大学在公开促进跨学科发展的同时，实际上也在以一种削弱真正的跨学科发展的方式进行自我学科重组。当大学内各种跨学科机构林立并汇聚不同学者时，同时发生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被分解和安置到不同的学科单元，而随之出现的各种预算和结构的制度化无形中也在破坏跨学科性。正如皮恩奇所说:这一结论强化了我们不应该把学科和它们所产生的知识看作是固定和僵化的结构的观点——学科，它们的边界和产生的知识在从事科学活动的过程中不断被重新定义。通过突出学术领域之间的关系，这些看待学科身份的新方法比传统的静态观念更能适应当代大学和社会中描述知识产生的不断结合和变化的情景。正如诺沃特尼（Nowotny）所指出的，传统上以强烈的集体主义信念和组织为特征的相互隔离、紧密联系的科学社区，以及研究人员在领地内交流的地方，正在随着科学社区更加融入社会而变得更加融合，学科边界愈发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