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科学规训的载体，由基本理念、范畴、原理、方法、表达等要素构成内在观念和话语体系，由大学、学院、研究机构、学会、基金会等构成外在文教制度体系。学科文化是学科在运行和演进过程中基于其自身知识、学术特点自有的或人为赋予的价值与规范体系，正是学科文化的存在使得各种学术生活和学术制度的血脉延续成为可能。在“四新”建设如火如荼、学科建设成为新形势下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抓手、同时“学科中心主义”甚嚣的当前，我们有必要从现代性的视域出发，对学科与学科文化的内涵及当前困境进行全面的审视与反思，正确认识和发挥学科文化对于学科建设的重要作用。
●一、学科的演进形态●
尽管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号称历史上第一个知识分类体系中找到若干证据，表明公元前4世纪知识已进入显性课程，比如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均是学生当时的课堂笔记，至少公元1世纪的安德罗尼科在编撰亚里士多德著作时已经有了物理学和“后物理学”（形而上学）的概念。但无论是亚里士多德使用的经济学（oikonomika），还是色若芬写过同一名称的《经济学》，其经济学绝非18世纪亚当·斯密以民族国家为分析框架的《国富论》，希腊人的经济学最多是自由民的家庭经济，所以理解成家政学或理财术可能比较恰当。
毫无疑问，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脱胎于现代科学。在本·戴维看来，17世纪以前的科学呈现一种缓慢而无规则的生长形势，科学知识是作为技术传统、宗教传统或者普通哲学传统的一部分来传播的。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肇始于17世纪以来学术活动的制度化进程中，而这种制度化进程则得益于科学革命对世界的重塑。正是科学革命的发生发展使人们认识自然的认识论发生了“断裂”，自此，魔法被科学取代，神话被事实取代，以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思想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与科学被一种“新哲学”“自然哲学”取代。“科学家”开始从其他社会角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在培根“所罗门宫殿”（House of Salomon）思想的影响下，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根据自我管理的机械体系的模型来决定政治和经济的哲学及其实践的尝试。这种尝试以各种科学学会的创办为代表，如创立于1662年的伦敦皇家学会以及创立于1666年的法兰西科学院，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可以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组织起来的活动。科学学会使用以实验哲学为代表的新方法对新的领域进行探索，从而取代了传统的经院论争，这为日后知识的专门化发展奠定了可能性。
科学学会的创办及其开展的研究实践催生了早期科学内部学科建制与学科结构格局。学会的产生意味着学者的研究活动从此不再是单打独斗式，而是一起属于一个被承认的科学团体，而随着这种团体不断发展壮大，其内部也开始逐渐出现分化，如英国皇家学会在1664年即成立了8个专门委员会，每个委员会负责一个科技专题，分别是机械委员会、天文学和光学委员会、解剖学委员会、化学委员会、作物学（地质学）委员会、贸易历史委员会、自然现象委员会、通信委员会。此外，我们通过真正意义上近代以来世界第一本科技学术期刊——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也可以看出早期科学学会在推动学科分化方面发挥的作用。默顿对1665—1702年出版的《哲学汇刊》进行统计，发现刊登在《哲学汇刊》上物理科学的文章主要涵盖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技术等领域，生物科学类的文章主要涵盖了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领域，地学类的文章主要涵盖了大地测量学、地理学和海洋学、地质学、矿物学和古生物学、气象学和气候学领域，人类科学（生理方面）的文章涵盖了解剖学与生理学，人类科学（文化方面）涵盖了历史和考古学、经济学、语文学、政治算术，医药科学方面的文章涵盖了药学、药理学、医学领域。《哲学汇刊》事实上以出版的形式充当了学会认可新知识的把门人角色，因此，这种研究领域的划分也体现了早期学科分化的格局。
我们当前所熟知的学科划分体系在19世纪基本形成。正如华勒斯坦所言，“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事件是一般博学学会的日渐式微、特定学科专业学会的出现，以及德国研究型大学、法国大院校的兴起，新兴教育机构的出现带来了更专门的学科建制，同时也建构了各个科学学科的专业标准。更重要的是，正是通过这些机构，各个学科使得自身学科内从事研究的成员取得了在他们的学术世界里的认知排他性，控制了培训将来的学术执业者以及接纳他们入行的准入机制，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学科规训”的东西。事实上，英语中的“discipline”一词除“学科”外还具有多重含义，包括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等。
纵观学科产生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学科与科学是一对在内涵上联系密切的概念，科学发展是学科产生的前提，学科是科学发展到一定成熟程度后制度化的结果，科学要发展成学科，必须发展出独立的研究内容与框架、研究范式与方法以及相应的学科发展规范与体制。从历史上看，学科的产生对于科学探索和知识传播的系统化、专业化和精准化起到了播种机、孵化器、加速器一样的关键作用。可以说，科学知识通过学科进入规训，学科成为科学知识发生作用的场域。学科形塑从业者的学术理念，规范从业者的学术训练，奠定了从业者的学术世界观和方法论。学科本身是一种学术范式，一种学术秩序，规定着知识生产的方向、标准、规模与质量。同时，学科也逐渐积淀为一种文化传统，使得各种学术生活和学术制度的血脉延续成为可能。今天我们与其说知识就是力量，不如说规定知识生产的学科就是力量！
●二、学科文化：概念与功能●
（一）何为学科文化
现代学科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也逐渐积淀形成一种文化传统，使得各种学术生活和学术制度的血脉延续成为可能。1959年，剑桥大学教授斯诺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两种文化”学说，斯诺认为，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文学知识分子与科学家两个极端的集团（groups），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还互相憎恨和厌恶。文学知识分子认为科学家怀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充满了“反智主义”。虽然斯诺对于学科文化的“两分法”是一种极端的学科文化解释结构模型，但仍然引起了学界对于“学科文化”的广泛关注。其后，斯诺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三种文化”的解释框架，第三种文化兼具人文与科学的文化要素。伯顿·克拉克认为学科文化包括知识传统、思想范畴、相应的行为准则以及对理论、方法、技术和问题的信念，甚至包括生活方式和偶像崇拜。1971年，盖夫和威尔逊提出了人文学科、社会学科、自然学科和专业学科四种较为细致的学科划分模式。到20世纪末，托尼·比彻认识到学科身份及其文化会随着知识领域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变化，他将学科分为纯硬科学、纯软科学、应用硬科学与应用软科学四种类型，认为它们因具有不同的知识特性而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景象。最新的学科文化划分方式是特纳2002年提出的“合作型”与“个体型”两种类别，其中，“合作型”学科以学科内部的分工合作为特点，如高能物理学、分子生物学等；“个体型”学科则强调在学科研究中个人主体性的发挥，例如文学、哲学等学科。不难发现，学者对于学科文化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对学科认识论、学科内部生态以及学科个体属性等方面进行比较与分类的基础上。
“文化”是一个极为广泛且最具人文意味的概念，“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将文化描述为包括物质文化、特殊的语言规范和制度规范在内的系统结构，毋庸置疑这种划分对学科文化内在结构分析具有启示意义，但同时也不难发现其只涉及文化的表层与中层结构，而文化中内蕴的价值尺度、思维模式等问题却未能体现。
基于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与优化，本文认为，普遍意义上某一特定学科所内含的学科文化大致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一是知识内容层面。知识内容层面的学科文化是学科文化中最为外显且为人们所认知的要素，它主要囊括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认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其中，前者以语言符号系统为载体，后者以学科思维为表象。反映到物态表现中，它们既包括学科出版物中所呈现的学科理论、定律、技术、方法，也包括学科成员对于学科专属的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定方式与运用法则。正是知识内容层面的学科文化划分了一门学科的“学科领地”，代表着某一特定学科认识和研究问题的角度与进路。
二是规训范式层面。规训范式层面的学科文化是学科不断发展完善的产物，是科学得以发展为学科的重要条件，也是学科文化的灵魂所在。它不仅存在于日常学术生活的显性层面，也真实地内隐于学科共同体不言而喻的契约之中，是波兰尼所说的“科学家自动自发地一致性（coherence）”。具体而言，规训范式层面的学科文化包括学科的研究范式、成果评价标准、成果呈现的形式与要求，以及学科内部的奖惩机制等方面，还包括培育、接纳学科共同体新成员的标准和范例。
三是行为方式层面。行为方式层面的学科文化是学科成员长期以来在学科的内部框架下所形成的所有学术生活状态的总和，代表和彰显着学科成员之间，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往方式与交往关系。具体而言，它包括学科成员的个人生活习惯、工作方式、团队协作模式、学术生涯模式等方面，还包括在学科的代际传递中所形成的惯习、风俗、仪式等文化要素。行为方式层面的学科文化表现为学科成员在长期的学科生活中沉淀下来的自动化的行为定式，是学科文化中最为丰富多彩的一方面。
四是精神信仰层面。精神层面的学科文化是学科文化中最为深刻的一方面，是学科内部学术活动的伦理规范与精神指南，它统摄着学科发展的路径与机制，是知识内容层面、规训范式层面、行为方式层面学科文化的深层次表达，得到学科成员的共同认同与遵守，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对所有学科成员发挥着教化功能。它是一个相对复杂和抽象的概念，从表现形式上，包括学科的知识观、世界观、价值观，也包括对于学科先驱和学科领袖及其理论与学说的偶像崇拜与信仰体系等，也就是威廉·克拉克所说的“学术卡里斯玛”。
需要指出的是，学科文化的上述四个层次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四个层次之间的划分不是绝对割裂的，它们相互包含，相互影响，共同影响和规制着学科的发展实践。任何对于学科文化的分析都必须同时立足于四个维度来进行，不可偏废。
（二）学科文化的功能
学科文化的力量在大学里面登峰造极，正如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中所说，分科日益成为大学教师职业生涯的决定性因素，大学或学院被视为汇集国内外学科的地方性机构，它们输入引进知识趋向、评价标准和惯例，无论何种性质的学科划分都意味着内部的调整。学科的力量如此之大，已成为大学的“第一原理”，知识的专业化是构成其他一切的基石。作为文化的学科隐含着一种学术权力，划分学术领地，评价学术水准，配置学术资源，分化学术阶层。学科文化凝聚着多种力量，成为科学、教育、道德、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个隐喻。
1.划分学术领地
一门学科的文化是在其学科传承和发展的历史中逐渐沉淀而成的，这种沉淀进一步拓展着该门学科的学术领地，在领地内部，学科成员养成特定的思维方式，共享类似的价值理念，遵从相同的行为范式。可以说，正是不同学科文化的形成赋予了不同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范式及其学科成员特质、学科组织架构之间以明显的区别。反映到现代性的语境中，学科文化还是一种划分和组合学术活动的基本准则，是伯顿·克拉克所说的“联结化学家与化学家、心理学家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专门化组织方式”。
2.评价学术水准
学科文化同样是影响学术水准评价的重要因素。对于学者本人而言，来自国内外的同行认可无疑是最深入人心的评价标准。显然，这种同行评议标准的一致性来源于同样一种学科文化传统，这种学科文化被学科成员所共同接受，因此他们彼此信任，也深信别人也受同种文化的熏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学科共同体才得以形成，学科内部的学术评价标准才得以确立。可见，学科文化对于学术水准的评价而言意义重大。
3.配置学术资源
学科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术资源的划分与配置。在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对于学科和院系进行调整的意义往往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行政组织调整，更是意味着对于学术资源的重新配置，对于学术权力的重新划分。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必须满足“正面建立规范秩序”和“人们必须相信规范秩序的正当性”这两个条件。按照这个逻辑，学科文化对学术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对于学科成员的凝聚作用，正是由于学科文化的存在，学科成员才得以形成归属感与认同感，才得以臣服于学科组织架构的正当性。得益于此，学科文化对于学术资源的配置权才拥有了合法性基础。
4.分化学术阶层
在学科内部，学术阶层的分化往往也是通过学科文化来实现的。相比于普通学者，学科先驱、学科权威等为学科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在学科内部显然能够获得更为广泛的影响力，不同的影响力带来了不同的资源，从而初步形成了学科内部的阶层划分。根据马克思·韦伯的分层理论，同一阶层的人总是倾向于内部团结而排斥群体外成员，位于学科结构顶端的成员通过对学科文化进行源源不断地形塑和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自身的阶层地位。
5.濡化学科成员
濡化是使文化保持稳定的重要机制，是文化传统延续的途径，它是指一种有意识、无意识地靠老一代的指示、引导并强迫年轻一代接受传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学习过程。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够有效促进新成员熟悉所在学科的价值、范式、规则和行为，通过不断地代际传播进而实现长远发展。在实践场域，学科发展首先会遴选自己的“守门人”或“学科明星”，以此影响学科接班人，通过建立学科“范例”从而更好地产生濡化效果。福柯将教学本身也视为濡化的方式之一，在他看来，通过教学实践活动里的层层监督，“一种明确而有规则的监督关系被纳入教学实践的核心”。学科文化正是通过这些形式，将学科知识观、价值观、方法论、行为方式等逐渐濡化到学科成员的认知框架中。
●三、学科文化的现代性困境●
现代性是一个纷争的领域，吉登斯将现代性看作“工业化的世界”与“资本主义”制度，哈贝马斯从哲学的角度认为现代性是一套源于理性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模式，福柯则视现代性为一种批判精神。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性指的是从18世纪中期欧洲启蒙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启蒙哲学家抨击传统、宗教权威和人为给定的信仰，取而代之倡导只有通过理性思考、科学方法和追求自由平等才能实现人类的进步，其特征为世俗化、理性化、民主化、个体化等。马克思·韦伯把这个过程称之为“世界的祛魅”。现代性对现代大学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它深层影响着现代大学制度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形塑了制度化和标准化的学科运行模式，规定着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范式和标准。学科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凯歌高奏而同步进行的，伴随着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无孔不入的渗透，现代性在形塑学科发展的同时，其对于学科文化良性发展的不利因素也逐渐展露。
（一）学科文化的过渡区隔
西方科学的主流是从希腊原子论到现代基本粒子论为代表的分析科学，其基本思想是复杂事物可分解为简单组元之和，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宇宙观，都是基于静态的几何学而建立的。可以说，现代科学观就是分析科学（analytic science），分析科学擅于将整体拆解为不同的模块，然后用线性的序列化、标准化和因果联系去诠释世界，正是它的出现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测量的尺度与标准化的假设。在分析科学的凯歌高奏下，20世纪被称为分析的时代。愈发精细化的学科划分方式是现代科学观的产物，越精细的学科划分被认为是越精准的科学，例如在现代社会科学产生之初，国家和市场、政治和经济被认为是独立的分析领域，每一个都有其特殊的规则（“逻辑”），社会要求它们分离，学者也要求分别加以研究。我们必须承认，学科的分化与坚守是确保知识产业经济的生命线，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东西。知识的专门化、科学的精细化使得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认知能力，为不同学科的学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知识领域，但事实上，这种人类建立在牛顿物理学基础之上的“基础主义”和“二元论”思维方法与研究范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封闭的。随着社会治理层面全球性重大问题的产生，以及科学技术层面量子力学及复杂科学的出现，以去中心、非线性为特征的后现代科学观出现了，科学的新综合时代到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对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时代产生的学科及其学科文化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的考量，尤其是对学科划分的合法性、有效性、封闭性、保守性等进行了深度反思，总结提出克服单一学科局限的种种补救措施，比如，学科互涉（interdisiplinary）、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边界跨越（boundary crossing)等新概念层出不穷。他们认为，现代科学研究和知识规训不是独门独户的单干，即使学科制度的外在结构表面静如止水，学术内在理念结构的边界早已松动，学者间跨界合作已经暗度陈仓。学科间“偷猎”行为已成常态，只是把邻居的栅栏移动一下而已。从自然科学的早期跨界，如物理、化学与生物，到材料科学、计算技术的兴起带来理学与工学的跨界，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跨界，社会科学内部跨界，成为“后学科”（postdisciplinary）时代知识创新的一股强劲走势。自然与社会并非是按学科所能划定的，问题永远多于学科。专家们预计，“学科边界作业”（boundary work）会带来知识的重组，导致“亚学科”、新学科不断涌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一元封闭的学科文化面临着解构与重组。
（二）对于计量思维的迷信与崇拜
韦伯在著名的《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讲中阐述了理性化思维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通过计算，我们可以支配万物。但这一切所指唯一：世界的祛魅”。现代性以人们理性的觉醒为安身立命之所，人们相信建立在理性思维基础上的世界是确定的，因而世界运行的图景是可以通过计算而预测的，计算也据此成为世界祛魅后人们探究世界、乃至日常工作生活中重要的思维模式与方法论指导原则。同样地，计算思维也无孔不入地入侵了高校学术领域，例如在现代学术官僚体制中，诸如清单、表格、图表、图片、地图等类似的计量方法不仅为学术工作的理性化开展提供了工具，更是取代、颠覆甚至完全消灭了利奥塔笔下的传统叙事和口说文化，从而深刻影响甚至主导了现代大学制度设计。计量方法作为宗教世界观瓦解后人们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基本方式，在学科内部催生了学科治理的理性化转向，健全了学科组织赖以运行的规范化、统一化的制度。但同时，计量方法的大量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科文化在规训范式层面的异化，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反映在现代学科评价体系中，包括宏观上的学科组织评价、中观上的学者个体评价以及微观上的学术成果评价三个层次。首先，计量化的评价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科发展的水平以及学者学术积累的深度，但“人为的风险”也随之裹挟而来，对于理性的盲目乐观与僭越，造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张力失衡，从而引发了学科文化与科学精神的背离。例如用同一性、标准化的评价范式对异质性、多样性的学科生态进行裁剪，必然导致对于异质学科之间差异的忽视，从而进一步削弱不同学科文化之间的独立性。其次，对于量化评价方式的过分重视事实上将形式合理性置于价值合理性之上，在这样的学术场域下，容易诱发学者对于成果数量的强调而忽视对于成果创新性和实效性等质量方面的追求。最后，在更为深远的层次上，量化评价方式的风靡还逼迫学者不得不投身于数据制造和适应量化评价的技术规范，从而束缚了自身作为一名学术研究者的主体能动性。长此以往，本应以自由探索为天性的学者，容易与发达工业社会中的其他个体一样，被规训为“单向度的人”。
二是反映在具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表现为对于当代实证主义哲学观与学科量化研究范式的过分迷信。量化学术范式的兴起，首先来自科学革命以来科学研究中对于数学、物理研究范式的崇拜。其次实证主义的哲学推波助澜，俨然已成所有学科之科学性的依据，尤其对社会科学影响最为突出。17世纪以来，牛顿、洛克的著作使自然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复杂性与精密性方面的整体水平得以提高。很快，以牛顿和洛克的著作为模型的新研究实践，就通过哈特莱（David Hartley）和休谟（David Hume）以及孔狄亚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等人以方法论为导向的著作渗入社会科学领域。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深化，理性开始走向神坛，许多人认为，要想在一个牢固的根基上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科学就必须越精确（或越“具有实证性”）越好，以建立在实证主义哲学观基础上的数理分析为方法，以民族国家为分析框架的研究范式，成为社会科学从19世纪沿袭至今的学术传统。但在“后现代”不断壮大的当前，不确定性成为这个转型时期的时代特征，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愈发复杂，同时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走向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的全球政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殖民主义时代、冷战时代的数理分析量化研究范式已无力应对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新问题、新挑战。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对学科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实证主义哲学观与数理量化研究范式进行审视。
（三）受限于形式的自由探索
不足200年的学科文化使人们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没有学科就没有学术和学者，也就没有大学。从高等教育机构的内部关系来讲，作为现代大学的基本组织单位，学科是大学赖以建立各种院系的依托。随着学科规模的不断扩大，学科组织的建制也随之扩充，最终必然会演化出科层制式的行政组织体系，这是学科在现代性的裹挟下不可避免的发展势态。而从高等教育的外部关系来讲，由于国家和政府愈发成为科学发展的推动者和仲裁人，学科组织也因此表现出更多的国家化、政府化的特征，学科文化也因而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首先，在高等教育机构的内部关系上，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学科便成为大学发挥其功能的主要载体。最初，学科组织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以精神信仰为纽带的科学共同体，成为波义耳所说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随着科学活动不断制度化以及科学内部分工和研究领域的不断细化，这种旧式的共同体组织已难以承担如此复杂的组织运作，如韦伯所认为的，在新教伦理精神下衍生出来的科层化管理制度，逐渐延伸和发展为学科内部建制乃至整个大学结构的标准模式，传统的“司法—教会”性学术组织完成了向现代“政治—经济”性学术组织的转变。在那些高度理性化的研究型大学里，学科也被高度制度化。为了方便政府的量化管理，评估机构的定量评价和媒体的学科排名，学科诸要素被指标化或定量化。
诚然，科层化的学科组织在促进学科的学术生产与再生产、学科人才培养的系统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科学是学科的先导，学科文化应以科学文化为基础和根本，在波兰尼看来，“科学世界中并不存在凌驾于整个科学生命之上行使权力的中心权威。在科学事务中行使权力的是那些当时当地恰好被正式引入或推介而为科学事务仲裁者的科学家们”。科层制为学科文化注入的官僚式的气质与秩序，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科学探索的自由环境有所限制。另一方面，科层制环境下所形成的标准化的规范、专业化的学术期刊制度进一步规训了学者的成长之路和职业生涯，一名学者要成为某一学科的内部成员，就必须遵从该学科通常惯行的程序：“教授资格赋予有专著者，该专著包含作者在取得博士学位后最初几年的研究成果，这一专著必须比博士学位论文有更大影响”。在这种严格的聘用、晋升、考核制度的控制下，大学既有的自由情怀与理想主义气质不免会被重塑，学者们的工作也由此超越了纯粹的好奇和求知精神，学科文化因此有沦落向世俗化、功利化的风险。
在学科外部，民族国家的兴起是现代性叙事中的重要背景，大学在此进程中，同样被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裹挟于内，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大学一直处于民族国家以知识体系为条件的资助之下，愈发成为民族国家托管下的社会组织。威廉·克拉克认为，“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与“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共同驱动了理性化与“世界之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的进程。研究性大学属于现代秩序，在现代秩序中，视觉和理性因素战胜了口说与传统因素。在如今我们所激赏的理性化学术世界中，学术卡里斯玛日渐式微。在国家色彩浓厚的现代大学中，学科组织在接受国家、政府提供的稳定资助与保障的同时，又不得不面临国家、政府的时刻干预，更要承受来自官方的审核，被要求对其公共服务的绩效、所提出的公共资源需求以及公共资源的管理效率做出说明。在这样的状态下，学科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国家机构、政府机关的一种延伸。韦伯对此曾有过相关论述，在他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大学的批评中认为，受国家所支配的大学在“学术所享有的利益，对科学出于兴趣的选择和学术特长的发挥，不是比以前从属于教会的时候有所改善，而是在许多方面更加恶化”。在国家主义的甚嚣下，学科英雄的个人权威被消解，学科的声誉更多地维系在国家机构进行审查、评估的结果中，学科文化固有的精神内核因此而面临异化的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大学采取的是以苏联为蓝本的管理模式，中央集权化的学科管理模式因而在我国的大学中被贯彻得尤为突出。学科组织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国家化、政府化的知识管理基本单位，学科专业目录的存在及其对我国学科体系所发挥的规制性影响，便是这一问题的现实反映。
（四）功利化的学科评价标准
从启蒙时期一直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前，知识生产都存在于交往之外的空间，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人认为，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是一种以主要在大学中被制度化的学科知识研究为特点的生产模式，知识生产和质量评判被局限在相对确定的学术共同体之内。大学和学院因而成为知识的主要生产者、保有者乃至评价者。进入知识社会后，知识生产的民主化进程加快，大学不再享有知识生产的特权，转而受到一系列新知识生产者的挑战。在“模式2”中，知识生产以情境性、应用型、社会弥散性和异质性为主要特征，同时，社会问责也渗透到了知识生产的全过程之中。随着当代大学从政府获得的资助不断减少，丧失了知识生产合法性的大学不得不寻求与产业和市场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知识生产开始走向市场化。
知识生产的市场化转向对于学科文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全球化将大学推向了市场，逐渐融入全球经济的大学借用了诞生于工业文明中的企业文化，“高等教育公司”“学术资本主义”“后学院科学”等概念应运而生。反映到学科中，它引发了功利化的评价标准在学科文化中盛行。置身于这种价值观，在微观层面上，学科成员在学科生活中往往更偏向于追逐市场热点与雇主偏好，而非学科自身的使命与价值，热衷于开展各种具有商品经济行为的学术生产活动，将自身的专业和技术投身于社会生产。而在宏观层面，政府和高校为了效益的最大化，往往将资源倾斜到建设周期短、效益产出更快的学科，这直接引发了像人文社会学科一样的一些远离市场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危机。例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于2014年废除部分语言专业，同时将包括哲学、历史、荷兰文学等其余人文学院剩余专业合并为“人文学位”（Liberal Arts）。美国对人文学科的拨款从1979年的4亿美元（以2016年美元计）下降至2015年的1.5亿美元（以2016年美元计）。日本文部科学省则于2015年向国立大学下发《关于全面重议国立大学法人等的组织及业务（通知）》，要求国立大学对缺乏实际效用的文科院系或专业进行“关停并转”，从而开启了国立高校的去文科化步伐。对于人文社会学科的漠视不仅会导致整体意义上的学科文化发展出现偏废，更会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影响到科学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四、对学科文化现代性的超越●
“一流学科建设”在近年来的中国可谓是一个热度极高的词，尤其是在“双一流”建设中明确提出“坚持以学科建设为基础”等原则以来，学科建设在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已经不言而喻。但学界对于学科建设的讨论往往集中于学科外在的要素构成、组织构架等方面，对于精神层面的学科文化则缺乏应有的重视。一流的学科应当建立在一流的学科文化之上，培育一流的学科文化，则需要从现代性的视角对学科文化进行剖析，从而克服并超越其现代性弊端。
（一） 转变学科观念——由学科意识到问题意识
学科作为制度化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机构，其自身的外在形式容易规训和反噬掉内在的实质，超越过度细分的学科文化，需要从转变学科观念着手，在具体的知识生产中以问题意识，而非人为制度化的学科为根本导向。
我们需要对学科边界重新进行认识。在传统观念下，学科边界被认为是确定的，这种边界一方面体现在研究主题方面，即强调某一研究问题是否从属于某一特定学科的研究领域之内；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不同学科成员之间森严的壁垒中，某一学科之外的成员对该学科的相关内容发表见解往往被认为是“不专业的”而不被学科成员接受。不渗透的边界与结合紧密、凝聚力强的团体连在一起，人们一般认为这些团体具有清晰的边界、限定的范围和通过认知性限制与社会共识来控制的“单纯”问题。事实上，学科边界从来都是人为划定的，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下，知识越来越多地诞生在学科条状分割的大学之外，诞生在复杂的问题情境之中。在复杂科学盛行的后工业时代，孤立静止的学科体系再无立足之所，建立一种以问题为导向、开放而包容的学科边界方是可持续发展型学科文化的可为之道。
反映到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在宏观层面上，当务之急是破除由学科专业目录所试图扶植的体系化、秩序化、相对静态化的学科知识体系，一方面要创设多主体联动的动态专业设置、调整与淘汰机制，另一方面也要紧跟时代需求，增设交叉学科门类，推动新兴学科发展。事实上，我们在刚刚结束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中也能够看到类似的努力。在中观层面，大学应跳出条状分割式的学科发展既定轨道，主动瞄准国家战略与社会、产业需求以及区域优势，根据自身定位，在校级层面围绕重大问题而组建多元框架下的跨院系学科集群，通过设立跨学科研究机构、谋划跨学科研究课题、开展跨学科教学改革实践等方式支持跨学科的研究与教学实践，以此来实现自身学科文化的丰富与发展。在微观层面上，作为学科知识生产的主力军，个体的学科成员与学科团体要摒弃“占山为王”的学科孤立观，重新树立知识的整体观，敢于跳出学科圈子，在更广域的范围内开放自己的研究成果，接受同行监督与社会问责，也要敢于在自己的学科内同其他学科的成员进行合作，更要在研究实践中主动借鉴不同学科的代表性研究范式，以个体层面的努力带动整体学科文化的繁荣。
（二）破除计量迷信——从数理分析到多元方法
受到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自然科学现代性影响的现代计量科学研究方法论曾大大推动了包括科学革命在内的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进程，但这种方法论在近代以来的大行其道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是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统治、治理需求的产生；二是殖民主义时代、冷战时代以来所形成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之争。但随着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以及西方中心论的式微，全球性的议题开始在各学科的研究领域内出现，环保、科学伦理、多元文化、反恐，甚至包括最近疫情下的全球公共卫生等事关全球共同利益的议题必须建立在世界范围内的分析框架中。另一方面，随着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信息技术使时间和空间都无限缩小，同时量子理论和微观物理等复杂科学的发展，迫使人们更为彻底地修正通过计量分析来连续预测轨迹的方法论思想，“通过关注不可确定的现象、控制精度的极限、不完全信息的冲突、量子、‘碎片’、灾变、语用学悖论等，后现代科学将自身的发展变为一种关于不连续性、不可精确性、灾变和悖论的理论”。在这种背景下，世界的演化从趋同走向多样，传统以数理分析为基础的计量方法和实证主义哲学观在应对新形势下产生的新问题时已捉襟见肘，科学研究需要从单一的数理逻辑走向新综合、新范式。
反映到学科文化中，要应对复杂社会中的复杂现象，关键举措在于破除现代性中对于计量研究范式的迷信，尤其是在对生命和社会现象的相关研究中，需要将更多元的知识内容与规训范式层面的学科文化包容进来，从而将理解世界的科学理论框架从以平衡或均衡观念为核心的古典静态（几何学）理论转向以非平衡观念为核心的现代演化（动力学）理论。例如在人文社科领域，可以通过集合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通过博弈、模拟、数据驱动、虚拟仿真等技术方法，对社会价值、风险、最优化决策等问题进行系统化研究；利用神经认知科学方法（neurocognitive approaches）从事行动经济学、行动政治学、行为法学的研究和教育。正是由于不同学科的协同发展，才为复杂系统科学研究的突破开辟了道路，使我们更接近于世界的真实。需要认识到，破除计量迷信并不意味着反量化，而是建立一个包括量化方法在内、综合多学科研究范式的新方法体系。
（三）平衡自由规制——从学科管理到学科治理
科层化、国家化的学科组织从本质上来讲，依然属于一种以知识的管理和传递为主要目的的基层组织制度，但在应然状态下，学科组织除了知识的管理与传递功用，更应该肩负知识发现的使命。一个良性发展的学科组织，应该同时兼顾知识发展的内在演化逻辑与形诸外在的制度逻辑，在大学与国家、政府愈发靠近，学科组织愈发官僚化的当前，学科治理成为重塑学科文化、确保学科生命力的价值期待。
推进学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要改革学科组织的权力运行模式，将权力重心下移至基层学科组织，乃至大量在一线开展学术生产的个体学科成员，在涉及学科发展的事务上赋予其更大的决策与执行权力，构建一种扁平化、矩阵式的学科组织结构，从而在科学探索与真理追寻的实践中，营造自由、开放的学科文化氛围。二是保障学科治理主体的多元互动性。在后学院科学时代，知识生产模式发生变革，政府和企业均开始介入科学发展，学科文化在行为方式层面的表现形式，从滕尼斯笔下的基于共同体纽带的礼俗社区，迅速转向基于契约关系的法理社会。在此背景下，学科组织应在理顺官、产、学关系的基础上，寻求建立包括政府与产业在内的复合型学科治理主体，尤其是在涉及学科发展的重大事务中，更应对学科发展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予以重视。值得重视的一点是，学科治理主体应当建立在学术共同体共同认可的基础之上，多元结构下的学科治理主体仍然需要以学科内部的成员为核心，仍然需要最大化地反映学科内部成员的价值观念与利益诉求，不可造成外部权力对学科发展的僭越，从而保证学科文化的非功利性。三是注重在学科共同体内部打造“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学科文化氛围，在涉及学科事务决策时注重寻求“最大公约数”而非诉诸权力比拼，从而实现文化整合机制下的“软治理”。
（四）重建学科精神——从形式合理到实质合理
近300年的现代性进程使得官僚体制与商业利益颠覆了科系与学院中的传统性权威，在传统学术体制中，卡里斯玛是学术生活的司法—神学特性所固有的。而在现代的政治—经济性体制中，学术卡里斯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市场对某种劳动的偏好。
一是重建以学术信仰与精神为纽带的学科共同体，高等教育过度市场化的脚步使原本建立在知识发展逻辑中的学科文化面临着异化的危险，在这样的学科生态下，一个以真理与知识本身的价值规范为信仰追求的学科共同体，对于保证学科文化的纯粹性以及学科知识探求的科学性而言至关重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比较现实的选择是从建构和完善学科共同体的内部制度规范开始着手，包括建立健全有公信力的学会组织、公平的学术资助制度、有效的学术奖励制度、完善的学术期刊发展制度、群体权利保障制度等，以相对刚性的“为学术立法”，来抵御外部非学术势力的侵蚀，同时在内部形成个体学科成员的道德自律和学术文化。二是建立价值多元、方法多样的学科评价体制机制。在学科量化评价“一刀切”的裁剪下，科学研究的本源意义被遮蔽，学术道德危机滋生，为此，当务之急是建立包括学术代表作制度在内的多元化、融合性评价体系，将质量和效用作为评价的核心参考要素，同时也要重视听证制度、回避制度、公示制度、申诉制度等保障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三是要树立整体性的学科观和知识观，在高校层面要充分认识人文社会科学对于整体学科文化中批判理性的形塑作用，摒除人文社会学科“自由而无用”的错误价值观念，在具体的资源配置上平衡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学者个人层面上，则要在坚守学科价值的基础上，加强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同步吸收，强化自身的科学哲学素养，从而助力自身在学科研究中开辟广阔的思想空间。
作者简介
崔延强，西南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部教授段禹，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注：文章来源于《大学与学科》2021年第1期